罗志田

什么是历史的主体？或谁是历史的主体？这是众多历史从业者萦绕于心的问题。据梁启超的看法，司马迁的写作精神就是“以人物为历史主体”，故他的《史记》也“以人物为中心”。后世虽传承了司马迁所创的“纪传体”形式，其实没得到他的历史精神，盖“《史记》之列传，惟藉人以明史”；而“后世诸史之列传，多藉史以传人”（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）。历史的主体是人，这一点当永不忘记。

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，历史的主体性也当表现在人身上。中国传统史学本特别注重“人”，所谓“纪传体”史书，就是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的典型体现。这一传统流传了两千多年，但在近代遭到强烈质疑，而开风气者仍是梁启超。他那句“二十四史非史也，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”，流传甚广，百年来多被视为对旧史学的正确概括。那时的梁启超以为，纪传体这种旧形式不过是一篇篇的纪传像“海岸之石，乱堆错落”在那里，简直就是“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”。而新史学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，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”，以寻求历史的公理、公例（《新史学》《中国史叙论》）。

随着天下的崩散和国家（以及社会）的兴起，逐渐形成以国家为基本历史叙述单位的趋势，个体的人也日渐从历史叙述中淡出。这种新史学风气的影响是持续的，迄今不衰。我在二○○九年曾提出“把隐去的‘人’召回历史”，希望把我们史学中日渐稀少的具体单个的“人”召回到历史著述中来，让读者在“思想”的产生过程中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，构建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。不过那主张没产生什么影响。好几年后，王